安全文化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世界各国为应对日益频发的天灾人祸而兴起的一种新型文化。在联合国的指导下，安全文化无论对于减灾应急还是促进人们重视公共安全，正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在我国目前已经越过温饱线、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生理需要已经得到基本满足，安全则上升为最主要的需求。所以，安全生产和安全生活已经成为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事关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事。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安全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安全发展”的要求。

　　近几年来，贵州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不断加大安全管理力度，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实现了连续三年安全事故数和死亡人数“双降”的安全生产目标，生活安全状况也不断改善。但是形势依然严峻。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特别是交通和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煤炭百万吨死亡率还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生活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对社会稳定具有杀伤力的案件尚未完全遏制。因此加强安全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非常重要。

　　什么是安全文化？目前对此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较多论者赞同英国健康安全委员会的说法，即“一个单位的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因此，安全文化是凝聚人心的无形资产和精神力量，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和推动力，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安全文化建设的方向是把被动服从管理的“要我安全”主动转变成自己管理的“我要安全”，从而提升安全工作的境界。安全文化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形成工作或劳动效率和安全系数在临界点以内的稳定状态的共识。也就是在尽量避免人身和非人身事故发生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对于一个地区来说，任何避免人身和非人身事故的政策、制度、机制和方法，得到境内所有人的认同，就是区域安全文化的目的和安全文化作用发挥的落脚点。基于这样的认识，要发挥安全文化的作用，首先就必须了解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般地说，安全问题的发生，既有人为的主观原因，也有自然灾害等纯物的客观原因(如地震、海啸等)。人为的主观原因比较容易理解，对于纯物的客观原因则比较陌生。应该说，即使是纯物的原因，大多也同人的行为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与人类自身活动密切相关，如由于科技投入不足，致使人的预见能力弱等。因此，抓住了“人”的问题，也就抓住了安全问题的根本，安全文化建设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贵州安全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一是贵州正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安全事故多、死亡率高在所难免；二是特殊的、以矿产等资源开发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导致安全事故多、死亡率高；三是人口综合素质较低，安全意识淡薄，在贫困的现实背景下，由于人口素质低，逐利思想驱使，普遍心存侥幸，难免大量安全事故的发生。

　　关键是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我们还缺乏针对性研究。贵州的安全文化建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目前仅停留在口号上和一般的宣传上，具有贵州特色的安全文化建设还没有真正起步。安全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还是空白，安全工作还主要依靠硬措施。安全宣传还是说教的多、打动人心的少，抽象的多、具体的少。安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严重滞后。

　　加强安全文化建设，一是要提高对安全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和实际计算，安全宣传的投入产出比是1：5，是一项高效益的投资项目。二是要组建专门机构，加强对贵州安全文化建设的研究，为政府在安全文化方面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高安全文化建设和安全工作的有效性。三是要创新安全宣传工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能打动人心的宣传，以提高人民大众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奠定安全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四是要制定激励政策，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入到安全文化建设队伍中来，构建一支高素质的安全文化建设人才队伍。五是要制定区域和部门安全文化建设规划，统筹安排安全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安全文化在解决安全问题中的积极作用。六是要按照先进文化的要求建设安全文化，安全文化是“人本”文化，是注重人的生命和价值的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