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元旦一大清早，还沉浸在前一天晚上跨年演唱会的美好气氛中，没想到拿起手机看到的新年第一条推送新闻竟然是“上海外滩跨年夜发生严重踩踏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

　　不是不相信，而是不愿相信。凭着过去做记者编辑养成的职业习惯，笔者迅速从网上搜罗各种关于踩踏事件的信息碎片，希望能看到真相。

　　然而，微信时代的信息传播都是极其碎片化、交互式的，其间真真假假、错错对对交叉杂陈，与传统的一对多式的权威新闻发布模式有很大不同，让新闻人都莫衷一是，就更让一般人极易看不到真相、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了。传播都是信息在前、舆论在后。以此次事件的报道轨迹来看，从“有人抛洒疑似美金的代金券”到警方辟谣“踩踏事件与抛洒代金券无关，后者在踩踏事件发生之后”，其实也就几个小时的时间，网络信息传播就经历了一次快速的自查、自纠、自清的“自我救赎”，无疑是值得欣慰的。但是，在网络信息新闻时代更多扮演着“舆情领导者”角色的传统公共媒体或者官方媒体以及众多握有舆论话语权者如“大V”们，在后续报道中的表现似乎又不那么让人感到心安——接下来的一场“舆论踩踏”让人看到了某些倾向的可怕影子。

　　和过往的诸多灾难报道一样，所谓的“黄金七十二小时”之内，除了快速更新的救援情况、事件处理结果通报、最新遇难人数等信息如碎片般纷至沓来外，各种角度的回忆、反思甚至批评也倾注而下。这本是舆论发酵的正常过程，但在这一波反思中，有一股占据着绝对主场的是声音，就是针对政府管理者没有做好应急预案、处置不当的种种批评云云，诸如“《新华社三问上海踩踏事故：管理部门难辞其咎》”；“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事故！”；或者“一线城市的管理水平应该比较先进，缘何出现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等等，都是一些带有反讽意味的质疑声。这和过去我们在许多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的舆情反应差不多，似乎现在民间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凡是发生事故或者丑闻，尤其是涉及到老百姓受损的事件时，舆情就会先一步将板子拍向政府公共部门——不管真实原因如何，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很定是错了，而且错得很深。经过一轮又一轮群体性事件、暴力拆迁事件报道中的舆论造势，加之反腐暴露出的一些内部问题，被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加以引导，导致如今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似乎已经成了民众心中的“万能撒气桶”，动不动就成了矛盾的对立面。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诚然，作为国内一线城市、世界性大都市，上海的大型公共活动组织和保障能力应该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而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发生如此的惨剧，追问一下“风险预防策略是否充分？安全管理手段是否到位？应急控制措施是否及时？”也是在情理之中。但仔细回顾并思考一下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你也会很容易发现：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如警察、安保等部门的确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但是不是我们的民众也应该反思一下自身的问题呢？

　　让我们撇开小道消息而从官方报道中来找寻线索。同样据新华社报道，其实上海黄浦区政府有关方面并非没有做险预防策略、安全管理手段和应急控制措施，相反，“记者从权威部门获悉，据介绍，考虑到往年人流量众多等问题，外滩取消了1月1日的跨年活动，但截至2014年12月31日晚8点半左右，外滩的人流量已接近2013年灯光秀时的规模，远远超过预期。”着说明，身处中国最繁华街市的上海警察们，在万人新年狂欢派对这个节骨眼上，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弱智”“少一根筋”，恰恰相反还多绷了一根弦——“根据事先部署，上海相关部门已组织了超过平时相当多的警力到场，后来又增派了500多警力”。又有网友质问“1200多警力如何维持几十万人的秩序？”，其实，这就不能简单而矫情地从人数对比上来做评价了，而是要综合考虑到参加跨年活动人们的群体特点、当时的心情以及数量，来客观地分析。

　　考虑到跨年夜的特殊时刻、特殊场合，以及当时前往参加活动的绝大多数都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的等情况（逝者名单统计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个个都是强筋健骨的年轻人没有一个老弱病残），也没有暴力恐怖袭击，那么生命为何却如此不堪一击？事实上，按照有关个体在群体性行动中的行为分析结论，在极度恐慌情绪下引发的混乱局面之中，再多的警力也难以保证绝对的安全，除非有十分完备的事前预案，即通过限流措施不让那么多人进入外滩，确保人数不超饱和，但是这又会引发没有能够参加跨年狂欢的年轻人的新的不满。所以，两难。

　　再来看看舆论的评价。新华社“三问”文章中还特意列举了一反一正两个案例：一个是2004年北京密云迎春灯展发生特别重大伤亡事故，当时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的《通报》称：“暴露了工作上、思想上较为突出的漏洞和问题，一是安全意识不牢固；二是工作作风不扎实；三是城市应急体系不够健全；四是公共安全教育与培训工作比较薄弱。”有人以此作为批评上海事故中政府失职的引证，但应当想到的是，作为政府在这篇官方《通报》通篇批自己做得如何如何不好，是应该的，上海市委市政府1日也在紧急部署伤员救治和善后工作时表示，“当前一方面要抓紧救治，同时要抓紧对事故进行调查，依法依规处置，更要举一反三排查隐患，从制度上完善。”也是应该的。但作为第三方媒体评价机构，如果套用政府《通报》，往往就忽视了另一个更值得反思的问题——社会和百姓更应该从事故中反思总结学习什么？就连习近平主席在紧急批示中也只是谨慎地用词“抓紧调查事件原因深刻汲取教训”，因此这样的扣帽式的预判显然为时过早了。

　　笔者并非否认政府有关部门在此次事件中存在处理失当的情形，而只是想说在一次又一次反思类似公共活动安全事故的时候，更应该反思一下公民的安全意识教育。尤其是在调查结果未出来之前，先入为主地一刀切、一面倒地对政府管理者发难，批驳、指责、谩骂，除了抒发一下胸中怨气、吸引一下眼球之外，实则是不仅无助于反思和吸取教训，反而加剧了不满甚至对立情绪。

　　另一个例子是：“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发生的同时，就在大洋彼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同样有人在欢庆新年到来，然而，与网友拍摄的上海外滩人群密如蚂蚁、聚成“一锅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街道每隔一段就竖起隔离栏和防护带，并对人流流向实施明确规定，在网友拍摄的照片中，纽约时代广场人流众多，但仍井然有序。”笔者4年前还真在纽约过了一回新年，从圣诞节到元旦再到农历春节，连续经历了三场跨年狂欢，从时代广场到唐人街，其实人流丝毫不亚于上海外滩，照样也是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有时候有的地方同样也会“一锅粥”，并非全都是“井然有序”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纽约投入的警察与市民之数量对比也远没有上海大，因为纽约警察人数本来就不多，而上海除警察之外，实际上还有武警、保安、协管员和基层社区治安人员等各种维安人员，“投入战斗”的远不止1200人。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何一方平安跨年、一方发生踩踏？

　　这里不得不承认的是，偶然因素在事故发生时是不能不考虑的。按照“广场效应理论”，多数人到了像外滩跨年这样的场合，某种程度上跟丛林中的普通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情急之下的自保行为，盲目从众行为等等，这时候理性思维就很难短时间内发挥作用了，更别说助人了。于是我们就看到，即便是听到了“前面有人摔倒了！”之类的呼喊，人们也会不顾一切地从别人脸上趟过去。这是动物的本能。从此意义上看，踩踏事故某种程度上像是“天灾”。

　　再回到上海和纽约的对比中，笔者认为，除了政府应急管理水平的差异之外，民众自身素质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就笔者在纽约跨年夜所见，虽然时代广场、CHINA TOWN人头攒动，也有无序的时候，但总体上人们还是理性的，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这里有一个细节，“纽约街道每隔一段就竖起隔离栏和防护带，并对人流流向实施明确规定。”是两市管理方面的显著差异，从照片上看，上海方面更多的是手拉手搭人墙。但试想，如果真的设置“铁马”，限制人们进入陈毅广场，恐怕这些没能进入的年轻人也没有那么理性。因此，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更多一些。

　　笔者并无意否定中国人的素质。其实，在今天凤凰网的一组新闻图片中，我们也看到了伦敦街头狂欢夜的各种丑态，照片中照样是垃圾遍地，醉酒者横卧街头、皮条客伺机而动，如此等等，和笔者想象中的“资本主义老牌绅士国度”大相径庭，却和我们常常批评的“十一黄金周”过后景区垃圾遍地的景象并无二致。所以，这是现阶段人类的通病。

　　因此，回到对上海外滩事故的反思中，除了反思该反思的政府过失外，其实作为百姓、作为个体，更应该反思我们自身的灾难教育、公共安全教育。

　　对此，新华社报道里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和平麻痹”——尽管很多城市都有针对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和培训安排，但是这些预案的可操作性不强，即使再有效的预案，现实中也需要动态调整。这样的“和平麻痹”还有很多，比如随处可见的人民防空设施和应急避难场所，有几个人真正了解它们的用途和怎么用？现在不少人防设施作为地下室出租了，应急避难场所只见指示牌却不见进出口，就连身边最近的灭火器、公交车上的救生锤，恐怕真正懂得使用的人也不太多。

　　都说中国人是善于在灾难和事故中学习成长的民族，要从根本上避免此类公共安全事故，或者遇到此类事故时尽可能减少伤亡，那么一方面需要政府更加科学地加强公共管理，提高事前预案、事中应急响应以及事后处理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每个公民提高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在身处公共场所尤其是参加大型公众活动时多绷一根弦，比如多注意警示信息，不故意特立独行，听到报警后按照指导行事，人太多的地方尽量少去，等等，遇到事情理性处置，不盲从，不聚众，不轻信谣言，更不哗众取宠，才能够尽量规避此类“本不应该发生的惨剧”。否则，一味地批评这指责那，都只会陷入“事故—谩骂—再事故”的怪圈。

　　截至目前，事故的真相还在调查之中，我们期待真相，也期待在真相中反思、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