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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膳食摄入的研究进展

文档作者：王向勇 1, 2, 张磊 2, 李敬光2 文档来源： 1. 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卫生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		点击数：	更新时间： 2025年0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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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卷第 2 期食 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Vol. 5 No. 2
2014 年2 月Journal of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Feb. , 2014
*通讯作者: 李敬光, 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膳食暴露评估。E-mail: lijg@cfsa.net.cn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Jing-Guang, Professor, China National Center of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7 Panjiayuannanli, Beijing 100021,
China. E-mail: lijg@cfsa.net.cn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膳食摄入的研究进展
王向勇 1, 2, 张磊 2, 李敬光2*
(1. 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昌 330031; 2.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卫生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21)
摘要: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在环境中能够普遍存在并且通过食物链能够富集, 已经影响到了食品的安全。由
于人们通过膳食摄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所以人们在日常膳食的过程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一
定程度上对人们的健康存在着潜在健康风险。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人们通过膳食摄入不同POPs 的膳食暴
露情况, 包括持久性有机氯农药、二噁英及其类似物、多溴联苯醚、全氟有机化合物等, 并且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人们对这些化合物膳食摄入量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在此基础上, 评估了人们对不同POPs 膳食摄入的健康风
险, 希望为进一步开展和健康风险评估相关的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膳食暴露; 风险评估
Research progress of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in dietary intake
WANG Xiang-Yong1, 2, ZHANG Lei2, LI Jing-Guang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Ministry of Health,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Beijing 100021, China)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which has been arising by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safety of foodstuffs. Due to the persistence of them, POPs could
bring some endangers to human at some extent. The dietary exposure to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in these
years was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persistent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dioxin-like compounds,
poly 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erfluor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etc, and the dietary intake of humans about
these compound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rea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e potential
health risk was assessed in order to offer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further proceeding the study in relation
with this.
KEY WORDS: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dietary exposure; risk assessment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是有机污染物中最受关注和最为重要的一类,
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
视。一般而言, POPs 有以下 4 大特点: ①POPs 有半
挥发性, 可以长距离传输。②POPs 在环境中有很长
的半衰期, 难以在环境中降解, 可以长期在环境中滞
留。③POPs 具有高脂溶性, 其水溶性很低, 可以在食
物链中浓缩、富集和放大。④POPs 具有较强的毒性,
其中许多污染物不仅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突变的作用,
而且具有环境内分泌干扰作用, 对人类健康和生态
438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第 5 卷
环境具有较大的潜在威胁。
由于 POPs 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都存在一定的
威胁, 全球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淘汰和消除POPs。早
在1995 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就对POPs 进行了定义并
号召在全球范围内对12 类典型POPs 进行研究[1], 包
括艾氏剂(aldrin)、狄氏剂(dieldrin)、异狄氏剂(endrin)、
氯丹(chlordane) 、七氯(heptachlor) 、六氯苯
(hexachlorbenzene) 、灭蚁灵(mirex) 、毒杀芬
(toxaphene)、DDT、多氯联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els,
PCBs)、多氯代苯并二噁英(polychlorinated dibenzodioxins,
PCDDs)和多氯代苯并呋喃(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 PCDFs), 并于2001 年5 月列入具有强
制效力的《关于POPs 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中要求消
减或消除的POPs 名单。2009 年5 月, 第4 次《斯德
哥尔摩公约》大会在原有12 类POPs 基础上又新增
9 类: α-HCH、β-HCH、开篷、六溴联苯(Hexa-BBs)、
商业化五溴联苯醚混合物组分(主要为四溴代BDEs
和五溴代BDEs)和商业化八溴联苯醚混合物组分(主
要为六溴代BDEs 和七溴代BDEs)、林丹(γ-HCH)、
五氯苯、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PFOS)和全氟辛基磺酰氟(perfluorooctane
sulfonyl fluoride, PFOSF)[2]。
由于 POPs 类物质可以通过食物链富集, 因此通
过膳食摄入是一般人群摄入POPs 物质的主要途径。
为此, 国内外相继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居民经由膳食
摄入POPs 的研究工作并依据这些研究结果对其潜在
的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
POPs 膳食暴露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综述。
1 持久性有机氯农药
有机氯农药大多数属于含氯烃类、碳环或杂环化
合物, 传统上可分为4 大类: ①滴滴涕(dichloro- diphenyl-
trichloroethane, DDT) 及其同系物,
②HCH(Hexachlorocyclohexane, HCH), ③环戊二烯类
及有关化合物, ④毒杀芬及有关化合物。它们在生物
与环境中无处不在, 母乳、人血清、动物、污泥、土
壤、水、空气、蔬菜中都已经发现了有机氯农药的存
在[1-3]。研究发现膳食是人类对其主要的摄入途径,
所以其在食品中的残留仍为人们所关注。
相对于其他 POPs 物质, 关于食品中有机氯农药
的研究开展比较早。有机氯农药的禁用或限制使用已
执行了约40 年, 近年数据显示食品中有机氯农药的
含量已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居民通过膳食摄入有机
氯农药的水平通常比较低。Nougadère 等[4]通过总膳
食研究评价了法国人膳食摄入有机氯农药残留的水
平, 研究结果显示37%的样品都含有一种或多种有
机氯农药, 但是被调查者的膳食暴露水平大都低于
每日允许摄入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由于
各国饮食习惯差别很大, 各类食物消费量不同以及
部分国家和地区仍有使用这类农药的现象, 造成了
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暴露状况。动物性食品通常是
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摄入有机氯农药的主要来源。比
如在中国香港[5]和瑞典[6]的研究中鱼类的消费对有机
氯农药摄入的贡献明显高于蔬菜类食品。考虑到有机
氯农药具有高度脂溶性, Fromberg 等[7]专门选择了肉
类、鱼类及乳制品等脂肪含量高的食品对丹麦小孩和
成年人的有机氯农药膳食暴露水平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 以体重计时丹麦儿童摄入有机氯水平几乎是
成年人的两倍。氯丹、滴滴涕和狄氏剂的儿童每日摄
入量分别是2.5、6.7 和3.3 ng/kg; 成人每日摄入量分
别是1.5、3.7 和1.8 ng/kg。除了体重因素外, 导致儿
童和成年人差异的因素可能还包括膳食结构的差别,
儿童牛奶和牛奶制品消费量较大, 而成年人肉类和
鱼类消费量较高。在对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
所罗门群岛3 个国家与地区持久性有机氯农药膳食
暴露水平研究中, 大部分动物源食品中都检出有机
氯农药, 肉制品是摄入有机氯农药的主要来源[8]。由
于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的需要, 有机氯农药的禁用
或限制使用措施实行得较晚, 甚至仍在使用, 造成了
目前发展中国家居民膳食有机氯农药比发达国家高
的情况。Wang 等[9]检测了柬埔寨3 个地区食品中有
机氯农药的污染程度, 并进一步获得了这3 个地区
的膳食暴露水平。他们所估计的3 地居民有机氯农
药日摄入量分别为103, 139, 330 ng/(kg·bw), 其中
DDT 是最主要物质。在柬埔寨的研究中发现当地居
民通过食用蔬菜造成的有机氯农药的摄入水平高于
食用动物源性食品。在发展中国家植物性食物导致
的有机氯农药摄入更为显著, 植物性食品消费量较
高是其主要原因。Bempah 等[10]对加纳首都阿克拉
的水果和蔬菜中有机氯农药膳食暴露水平进行了研
究, 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样品中农药残留水平范围为
0.01~0.11 μg/g, 其中七氯、七氯环氧化物、异狄氏
剂醛、异狄氏剂酮的含量超过了限量值。进一步开
第2 期王向勇, 等: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膳食摄入的研究进展 439
展的膳食暴露水平研究发现, 70%被调查者摄入有
机氯农药的水平超过了规定水平, 其中最易受影响
的人群为儿童。
除了农药使用状况, 环境污染水平和居民膳食
消费结构及其他一些因素可能影响居民的有机氯农
药膳食摄入。例如在墨西哥开展的一项关于通过牛肉
及组织摄入有机氯农药的研究[11]发现在旱、雨两季节
来自同一地区牛肺组织中有机氯农药的含量不同,
这就会导致在不同季节食用该类食物对有机氯农药
的膳食暴露水平不同。同时该研究还发现雨季人们消
费该类食物的量比旱季多。因此在有些地区季节也可
能是影响居民有机氯农药的摄入。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 我国由于农业发展的
需要曾长期使用DDT、HCH 等有机氯农药。随着这
些物质对环境生态和人类健康的危害逐渐被发现,
我国政府决定从1983 年起停用或限制使用DDT、
HCH [1]。经过30 年的严格管控, 目前我国食品中有
机氯农药的含量水平总体上显著下降, 进而居民摄
入量也呈递减趋势。但是由于这类物质的持久性, 以
往我国大量使用的有机氯农药在环境中仍将长期存
在。Zhang 等[12]发现尽管有机氯农药被禁止使用很多
年, 但在厦门可食性海产品中其仍然能够被检出。在
被检出的有机氯农药中, 滴滴涕及其同系物是主要
物质, 其次是艾氏剂类物质和硫丹。另外, HCH、氯
丹、六氯苯、七氯和灭蚁灵在采集海产品中也都被检
出, 但浓度较低。从健康风险评估方面考虑, 这些化
合物的估计日摄入量比可接受日摄入量低几个数量
级, 目前没有健康威胁。但是考虑到这些物质的生物
蓄积性较强, 他们的膳食摄入水平仍需长期关注。
Zhou 等[13]通过检测2007 年全国总膳食研究样品中
有机氯农药污染水平对我国居民有机氯农药膳食暴
露水平进行了评估, 发现DDT, HCH, HCB, CHLs 和
七氯化合物的膳食暴露平均水平分别为 16, 2, 9, 6,
和 1 ng/(kg·d)。和过去相比, 膳食暴露水平明显下
降。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有机氯农药的主要膳食
来源为水产品、肉类和谷类。与ADI 水平相比, 我国
居民膳食摄入水平目前低于威胁人类健康的水平。
2011 年, Yu 等[3]研究了上海居民有机氯农药摄入的情
况, 表明上海成人居民每日通过膳食、灰尘和皮肤接
触3 种途径摄入的DDT 和HCH 分别为79.4 ng 和
4.9 ng, 儿童摄入量分别为131.0 ng 和8.0 ng。膳食的
贡献率为95％~99.2％。通过研究人体负荷水平与膳
食摄入或消费的关系也可了解居民摄入污染物的途
径。在对中国大陆12 个省份母乳中有机氯农药含量
水平研究[14]中发现母乳中持久性有机氯农药含量水
平和动物性食品的膳食消费量有正相关性, 提示动
物性食品消费是我国居民摄入有机氯农药的主要途
径之一。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持久性有机氯农药膳食
暴露水平的研究情况来看, 该类物质的健康风险仍
然不能轻视。以后还要从人们的膳食结构、膳食习惯
等方面更广泛地了解人们对该类物质的膳食暴露水
平情况, 以便进行更加准确的健康风险评估。
2 二噁英及其类似物
二噁英通常指具有相似结构和理化特性的一组
多氯取代的平面芳烃化合物, 属氯代含氧三环芳烃
化合物, 缩写为PCCD/Fs。目前, 木材防腐和防止血
吸虫使用氯酚类造成的蒸发、工业和固体废物焚烧的
排放、落叶剂的使用、杀虫剂的制备、纸张的漂白和
汽车尾气的排放等是环境中二噁英的重要来源。其类
似物质主要有12 种具有二噁英毒性的多氯联苯
(dioxin-like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DL-PCBs)。与
二噁英不同, PCBs 曾被工业化生产多年, 它的理化
性质高度稳定, 耐酸、耐碱、耐腐蚀和抗氧化, 对金
属无腐蚀, 耐热和绝缘性能好、阻燃性好, 被广泛应
用于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已有40 多年历史, 曾被开放
使用和密闭使用多年。但是, 由于过去使用不恰当,
已经造成了DL-PCBs 的环境污染。
随着这类污染物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
被逐渐发现, 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它们开展
了广泛研究。由于这些物质主要通过膳食进入人体,
它们的膳食摄入水平成为各国关注重点[2]。世界卫生
组织和粮农组织的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15]提出这类物质的暂定每月耐受量为70 pg
TEQ/kg。从不同国家的数据来看, 二噁英及其类似物
的膳食摄入水平和主要膳食来源各有不同。总体上欧
美发达国家的膳食摄入水平较高, 但是已处于下降
趋势。2012 年Sirote 等[16]的研究显示, 法国居民的二
噁英类物质膳食摄入量呈明显下降趋势。他们通过法
国第2 次总膳食研究, 分别评估了成年人和青少年
的二噁英类物质膳食摄入量。以TEQ 计, 成年人摄
入量为0.57 pg/(kg·d), 青少年为0.89 pg/(kg·d)。总体
上, 研究获得的一般人群的摄入量比2005 年的数值
440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第 5 卷
低了 3.2 倍。Perelló 等[17]对2008 年西班牙加泰罗尼
亚地区的居民通过不同食品摄入PCDD/Fs 和
DL-PCBs 的水平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 当地居民二
噁英及其类似物的膳食摄入量, 以毒性当量(Toxic
equivalent, TEQ)计, 为0.60 pg/(kg·d)。这一数值明显
低于2006 年[1.12 pg/(kg·d)]和2000 年[3.51 pg/
(kg·d)]的摄入水平。该地区PCDD/Fs 的膳食来源主
要是是鱼和海鲜类食品(28.0%), 乳制品(15.4%)和油
及脂肪类食品(10.6%)。DL-PCBs有着相似的来源, 主
要是鱼和海鲜类(58.6％)及乳类食品(8.9％)。通过蔬
菜、水果、豆类食品摄入的水平较低。在另外一个关
于加泰罗尼亚地区有害物质焚烧炉周边居民二噁英
类物质膳食摄入的研究中, 尽管当地居民有更高的
膳食摄入水平, 同样发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和类似
膳食摄入来源[18]。芬兰居民的二噁英膳食摄入量在
20 世纪90 年代平均每年下降6％, 在2000 年左右
下降到1.5 pgTEQ/(kg·d), 鱼类和鱼类制品是主要膳
食来源(60％~95％)[19]。比较不同时期开展的关于比
利时居民二噁英类物质膳食摄入的数据, 从2002~
2008 年, 下降趋势也很明显, 从2.53 pgTEQ/(kg·d)下
降到0.72 pgTEQ/(kg·d)[20-22]。
比利时居民摄入这类物质的来源与西班牙稍有
不同。对于成年人群, 奶制品的贡献率接近50％, 显
著超过了鱼类约20％的贡献率。在发达国家中, 日本
的二噁英类物质的污染比较严重, 其居民对这类物
质的膳食摄入水平较高。Nakatani 等[23]调查了大阪
市居民2000~2002 年二噁英类物质的膳食摄入水平,
分别为2.08、1.45 和1.74 pgTEQ/(kg·d)。与其他研究
结果不同, 该研究中并未发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鱼肉
和鱼肉制品是主要来源(77％~92％), 其次是肉类和
蛋类。
二噁英类化合物膳食摄入量受到食品污染水平
和食物消费量两方面的影响。因此获得食品中这些物
质的含量并不意味着了解了膳食摄入情况。Son 等[24]
开展了有关韩国居民二噁英类化合物膳食摄入的研
究。在对40 种不同的食品进行 PCBs 检测后发现,
它们在大米中含量最低, 鱼中含量最高。但是, 经过
计算后得到的大米和鱼类的PCBs 膳食摄入量分别为
3.008 和0.175 ng/(kg·d)。其主要原因是被调查人群膳
食结构中大米消费量远远高于鱼类食品。在同一个地
区, 不同人群的膳食摄入量也会因消费量的差别存
在明显不同。最近, 奥地利完成了首次居民二噁英类
膳食摄入水平监测[25], 该项监测从2005 年至2011 年
分析了235 份动物性食品的二噁英类物质含量。据
此获得的奥地利儿童、成年女性和成年男性的摄入量
分别是0.77、0.75 和0.61 pgTEQ/(kg·d)。乳和乳制品、
鱼肉和鱼肉制品是儿童(65％和15％)和成年女性
(67％和14％)的主要摄入来源, 成年男性的主要来源
是肉类和内脏(63％和19％)。不同人群对这些食品消
费量的差别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
我国环境污染导致二噁英类物质的排放有逐渐
上升趋势[26]。人体负荷监测的结果也表明了居民人
体负荷也在升高[27]。Li 等[28]利用第3 次中国总膳食
研究的样品首次获得了具有代表性的我国居民二噁
英类物质膳食摄入量。在第3 次总膳食研究中将12
个省按地理分布和膳食习惯划分为4 个区域。通过分
析这4 个区域居民的膳食摄入和大区内各省居民的
人体负荷发现两者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说明我国居
民主要摄入途径同样来自食品。膳食摄入量最高的南
方一区域居民每日膳食摄入量为57.1 pgTEQ。该区
域包括上海市和江西省这样人体负荷较高的省份。而
人体负荷较低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陕西省所在的区
域居民平均每天二噁英类物质膳食摄入量仅为9.06
pgTEQ。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最近完成的我国
居民二噁英类物质摄入水平研究[29]获得了最新的我
国居民膳食摄入量数据。与第3 次不同的是, 该研究
除了动物性食品外, 考虑到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的
特点, 将谷类、薯类、豆类等植物性食品也进行分析
并计算摄入量。此外, 该研究不再进行省份样品的合
并, 而是将每个参与省份分别调查摄入量水平, 获得
更准确和代表性的数据。除了获得一般人群的平均摄
入量外, 该研究还对高暴露人群的摄入水平进行了
评价。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组居民膳食摄入量均
值在每个月15.4~38.7 pgTEQ/kg, 高暴露人群(97.5％
分位数)的摄入量在每个月68.5~226.1 pgTEQ/kg。按
体重计时, 儿童的摄入量明显高于成年人。与第3 次
总膳食研究类似, 我国二噁英类物质摄入的地区差
别较大, 摄入量最高的是上海, 其成人每日摄入量为
1.55 pgTEQ/kg(kg·d)。这个数值几乎是来自陕西的最
低摄入量的10 倍[0.16 pgTEQ/(kg·d)]。通过比较两次
总膳食研究发现从2000 至2007 年, 我国居民二噁英
膳食摄入量增加了6％, 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上升趋
势更为明显。这一情况与其他研究获得的排放趋势
及人体负荷变化趋势均类似。我国香港地区和台湾
第2 期王向勇, 等: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膳食摄入的研究进展 441
地区居民近年来也通过总膳食研究获得了当地居民
二噁英膳食摄入水平[30,31]。台湾成年居民的摄入量
为1.49 pgTEQ/(kg·d)(男性)和1.32 pgTEQ/(kg·d)(女
性), 高于大陆平均水平0.71 pgTEQ/(kg·d)[30]。香港
居民的平均水平为0.73 pgTEQ/(kg·d), 与大陆居民
摄入量相当[31]。
总体上我国居民二噁英类物质的膳食摄入量尚
不足以导致健康风险, 但是在个别地区, 其暴露水平
不容忽视。张建清等[32]研究结果显示深圳市居民对
二噁英类化合物每月膳食摄入水平为63.2 pg
TEQ/kg, 已经接近了JECF 推荐的暂定每月耐受量。
而沈海涛等[33]的研究结果显示杭州居民的每日二噁
英类物质膳食摄入量最高可能达到233.1 pgTEQ, 超
过了美、日等发达国家。因此这些地区的居民二噁英
类物质摄入量及其潜在健康风险非常值得关注。
3 多溴联苯醚
多 溴 联 苯 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ethers,
PBDEs)属于溴代阻燃剂(poly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BFRs)的一种, 由于其优良的阻燃效率、热稳定
性而被广泛地应用于建材、纺织、化工、电子电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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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DEs 属于添加型阻燃剂, 易于从产品中向环
境释放。PBDEs 具有脂溶性、持久性及生物毒性, 是
目前公认的POPs 物质。目前, 八溴代联苯醚和五溴
代联苯醚已进入《斯德哥尔摩公约》名单中[2]。但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在生产PBDEs 的国
家之一, 国内需求仍在每年上升, 十溴联苯醚是我国
主要生产的PBDEs 产品。
有关北美居民膳食摄入PBDEs 的研究较多。
1998 年加拿大卫生部在世界上首次将PBDEs 加入国
家总膳食研究项目中[34]。这项研究对来自加拿大几
个主要城市采集的典型食品进行了相关分析测定,
该研究项目通常每年进行一个城市相关研究工作。数
据显示加拿大人平均每日PBDEs 膳食摄入量为50 ng,
其中肉和肉制品的贡献率最大。但由于PBDEs 水平
在不同食品中的含量差异太大, 导致特定食品的贡
献率在不同的研究之间存在差异, 例如1998 年的研
究中肉类食品的贡献率为76%, 而2002 年的研究中
贡献率降为41%。
在美国已经开展了几个研究来对多种食品中
PBDEs 污染水平进行测定并在此基础上对膳食摄入
水平进行估计。每一项研究都对美国的PBDEs 膳食
摄入量作了估计, 成人每日摄入量因研究不同而不
同: 在北加利福尼亚成人经鱼肉和猪肉摄入量是
0.9~5.0 ng/kg [35], 由养殖肉类摄入的是0.3~0.8 ng/kg
[36], 而由更完整的膳食得到的摄入量是0.87~1.3
ng/kg[37]。基于公斤体重表示的青少年(1~18 或19 岁)
膳食摄入量估计值要高于成年人: 1.1~5.0 ng/kg [35]以
及1.1~2.7 ng/kg[37]。与加拿大总膳食研究类似, 在美
国的研究中肉与肉制品对膳食摄入的贡献率最高达
60%~73%, 并随年龄段不同而略有差异[35]。与此明显
不同的是, 通过对英国2000 年总膳食研究样品的分
析发现英国居民PBDEs 膳食摄入有70%来源于蔬
菜、水果、面包和奶制品等非肉类食品[38], 但是从摄
入量方面考虑, 欧洲源自膳食的PBDEs 摄入量也与
北美的膳食摄入水平没有明显不同, 加拿大的摄入
量位于欧洲摄入量的低端, 而美国的摄入量则处在
欧洲摄入量的高端。
我国关于 PBDEs 膳食摄入水平的研究主要关注
一些高暴露人群或污染区的居民。Zhao 等[39]研究了
电子垃圾拆解地居民PBDEs 膳食摄入情况并与对照
地区进行了比较。电子垃圾拆解地居民的每日PBDEs
摄入量为195.9 ng/d, 是对照地区居民摄入量(88.1
ng/d)的2 倍多。不同类别食物的贡献对两类地区居
民不尽相同, 在电子垃圾拆解地贡献率占前3 位的
分别是大米(46.4%)、鱼肉(26.1%)和猪肉(11.8%), 而
在对照地区这个排序变为鱼肉(40.8%)、大米(27.2%)
和猪肉(11.2%)。两类地区居民通过膳食摄入最多的
均是BDE47。拆解地居民膳食摄入BDE209 占总摄
入量的8.4%, 主要是猪肉和鸡肉。对照区居民膳食
中未检出BDE209。Zhang 等[40]通过分析2007 年第
4 次中国总膳食样品结合膳食消费量首次获得了我
国一般人群PBDEs 的膳食摄入水平。不同性别年龄
组人群膳食暴露均值在0.7~1.5 ng/kg。高暴露人群在
2.0~4.2 ng/kg。陕西省居民摄入量最低, 广西壮族自
治区居民摄入最高, 成人均值分别为为0.35 ng/kg 和
1.24 ng/kg。各类食物贡献率从大到小分别为肉类
(32%)、谷类(27%)、蔬菜类(16%)和水产类(15%), 而
在上海市和福建省, 水产是当地居民主要的PBDEs
膳食来源。
根据国内外研究报告的膳食摄入数据来看, 多
溴联苯醚的人体负荷有可能会逐渐增加, 在一定程
度上对人们的健康存在潜在的威胁。从研究数据中可
以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多溴联苯醚的膳食摄入水平
442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第 5 卷
有一些差异, 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
另外, 不同的地区膳食习惯不同、食品污染情况不一
致等因素, 也会导致这些地区居民膳食暴露水平存
在差异。同时, 在国际上和国内都暂时没有限量标准,
这就要求不同国家根据当地情况进行监测与控制,
以尽量减少多溴联苯醚的摄入量来避免危害。
4 全氟有机化合物
20 世纪50 年代, 美国3M 公司利用电化学氟化
法首次生产出全氟化合物(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PFCs)。至今, PFCs 作为重要的工业材料已经被应用
几十年。因其优良的化学稳定性、热稳定性、高表面
活性及疏水疏油性能, 被广泛地用于制造防水防油
并耐热的产品中。例如典型的全氟辛烷磺酸盐
(perfluorooctanesullfonate, PFOS) 和全氟辛烷酸
(perfluoroocatanoic acid, PFOA)被大量应用在化工、
纺织、皮革、消防、日用洗涤剂、炊具制造等诸多与
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的生产中。同时, PFCs
也是一类具有持久性、蓄积性、长途迁移性以及潜在
毒性的新型污染物质, 近年研究[41]表明, 随着全氟
有机化合物被大量使用, 这类物质现已广泛存在于
环境、野生动物以及人体内, 即使在偏远的北极海域
也可发现该类物质的存在, 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环境
科学家的关注, 尤其是PFOS 和PFOA 近年来在环境
健康领域最受关注, 其中PFOS 已被正式列入POPs
公约的名单中。
与传统 POPs 类物质不同, 由于其疏油、疏水的
特性, 这类污染物主要在动物和人类的血液, 肝脏等
组织器官中而不是在脂肪组织中蓄积。但是这类物质
同样可以通过食物链富集, 发达国家在PFCs 的环境
行为、环境和健康影响以及人类暴露来源和摄入水平
等方面较早地开展了研究。2008 年欧盟食品安全局
开展了针对PFOS 和PFOA 的风险评估, 提出了
PFOS 和PFOA 的每日最大耐受量(TDI)分别为150
ng/kg 和1500 ng/kg[42], 并建议欧盟国家对食品中这
类物质的含量进行监测, 了解本国居民的膳食摄入
水平, 进而开展暴露评估和风险评估。
2012 年欧盟发布了有关欧洲居民PFCs 膳食摄
入情况的科学报告[43]。根据来自2006 至2012 年13
个欧洲国家的7560 个样品的检测结果, 获得了欧洲
不同年龄人群的PFOS 和PFOA 的膳食摄入水平。对
于PFOS, 研究结果显示欧洲成年人平均每日膳食摄
入为5.2 ng/kg, 占TDI 的3.5%。高暴露人群为10
ng/kg, 占TDI 的6.7%。婴儿是所有年龄组中摄入量
最高的人群, 平均摄入量和高暴露摄入量分别占TDI
的9.3%和19%。对于PFOA,欧洲成年人平均每日膳
食摄入PFOS 为4.3 ng/kg, 占TDI 的0.3%。高暴露
人群为7.7 ng/kg, 占TDI 的0.5%。婴儿的PFOA 摄
入同样是所有年龄组中摄入量最高的人群, 平均摄
入量和高暴露摄入量分别占TDI 的1.1%和2.1%。与
传统POPs 类似的是鱼和海鲜是主要的摄入来源。但
是水果及其制品的贡献率对与PFCs 的贡献有时能够
超过肉类食品, 这与传统POPs 的情况明显不同。根
据这些数据, 欧盟食品安全局认为当前PFCs 的膳食
摄入还不存在潜在健康风险[43]。
由于 PFCs 类物质广泛的污染, 即使在偏远的北
极地区的动物体内也能够发现这类物质[41]。Sonja 等
[44]研究了加拿大因纽特人通过食用当地的传统食品
摄入PFCs 的情况。该研究在努勒维特采集了68 种
当地传统食品, 分别测定了其中PFOS 和PFOA 等
PFCs。在驯鹿肝、环斑豹肝、北极熊肉、白鲸肉这
四种传统食品中全氟化合物浓度比较高, PFCs 总量
的含量或含量范围分别为: 0.7~11.7 ng/g、7.7~10.2
ng/g、7.0 ng/g、5.8~7.0 ng/g。根据因纽特人的膳食
消费量计算了PFCs 摄入水平, 在被调查的754 个对
象中, 膳食摄入水平为0.6~8.5 ng/(kg·d)。该研究发现,
在当地居民中41~60 岁的人摄入量比小于40 岁的人
摄入量高。PFCs 的膳食来源大部分是传统食物, 其
中驯鹿肉贡献率最高达到43%~75%。年龄较大的居
民食用更多这些肉类为主的传统食品, 而PFCs 在动
物体内具有较强的富集作用, 这可能是造成当地
PFCs 摄入特点的主要原因。
由于发达国家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 相
当多的PFCs 生产被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
家。近年来我国环境科学与食品安全方面的学者开始
关注PFCs 类物质对我国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的潜在
威胁。Wang 等[45]分析了我国8 个地区鸡蛋中PFCs
的含量, 其中PFOS 的检出率是100%, 含量在
45.0~86.9 ng/g。PFOA 的检出率为75%, 含量范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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